【上医援摩故事】附属妇产科医院朱芝玲：把温情写进北非岁月
【编者按】今年是中国向摩洛哥派遣援外医疗队50周年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一批又一批复旦上医人跨越山海奔赴摩洛哥，扎根当地开展医疗援助。面对语言壁垒、文化差异与当地医疗资源匮乏的多重挑战，他们始终坚守临床一线，以仁心搭建沟通桥梁，以医术守护当地民众生命健康。
复旦上医陆续推出援摩医疗队员专访，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讲述，回溯那些温暖而坚定的时光，感受“为人群服务 为强国奋斗”的上医精神在异国土地上绽放的动人光芒，共同见证复旦上医人在国际医疗援助事业中的担当与奉献。
本期人物
朱芝玲：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，作为2001年上海援摩洛哥医疗队队员，于2001年08月至2002年10月赴摩洛哥荷塞马穆罕默德五世医院对口支援。
抉择：临危受命，踏上援摩征程
2001年，博士刚毕业的朱芝玲医生，人生迎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转折——一则通知，让她即刻启程前往摩洛哥执行援外医疗任务。此前，当地医疗队里一位已经工作10个月的医生，因家事不得不提前归国，她便成了“临危受命”的接替者。没有经过系统的思想动员，也未接受法语培训，她就这样仓促却坚定地接下了这份沉甸甸的使命。
“其实是很突然的，”她回忆道，“但我几乎没有犹豫。”那一年，她还是一名年轻的妇产科医生，可当 “国家需要” 这四个字落在肩头，她便怀揣着医者的责任，义无反顾地奔赴遥远的北非大地。
从此，大西洋的海风、撒哈拉边缘的沙砾，成为她人生中最特殊的一段记忆。
2001年，朱芝玲（右二）在SOFI医院妇产科大楼前留影
淬炼：在艰苦中坚守医者初心
飞机落地首都拉巴特时，已在当地工作的医疗队队长前来迎接。沿着大西洋驶向工作地点的路上，朱芝玲医生透过车窗，看见壮阔的海岸线与荒凉的村镇交替掠过。那一刻，她才真切意识到，这段援外路，远比想象中更具挑战。
“可以说是一无所有。”回忆起初入当地医院的见闻，朱芝玲的语气沉静下来，这四个字道尽了当时的窘迫。手术灯极为简陋，最基础的剖宫产器械、产钳都是从国内带去的。医院资源匮乏，需要患者自己去药店购买缝线、抗生素、纱布、导尿管等基本物资，医院只提供医生、麻醉师、器械与简单辅料。对于贫困家庭，医院会尽量提供一些最基本的药物，但始终有限。
摩洛哥濒海，空气湿咸，手术器械极易被腐蚀。虽然严格无菌，但还是让习惯了国内标准环境的朱芝玲始终小心翼翼。人手短缺更让工作雪上加霜：除了医疗队和少数当地医生，只有一名手术室护士和助产士，病房里几乎没有护士。每次查房时，需要自己充当“护士”角色，叮嘱病人术后体位、饮食、护理要点。
也是在这时，她才真正读懂“艰苦”的重量——它不只是物质上的捉襟见肘，更是责任与担当，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。
“当地贫富差距很明显。”她提到，当地的公立医院简陋而拮据，但私人医院设备齐全，跟欧洲差不多。在她工作的公立医院里，新生儿出生后没有衣服，只能用床单包裹；产妇分娩后观察六到八小时，只要没有出血，就会让回家。
语言曾是她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道坎。出发前短暂的法语培训，只能支撑日常交流，面对专业的医学表述却显得单薄。但在她看来，医学的语言自有共通之处——“法语掺着英语，再配上手势和仪器示意，总能让对方明白”。更让她暖心的是当地民众的信任，“他们常说中国医生是‘上帝派来的天使’”，那双双充满信赖的眼睛，让医患之间的沟通少了阻碍，多了份无需言说的默契。
真正的考验，来自文化差异。一次斋月期间，一台紧急剖宫产手术迫在眉睫，但麻醉师正跪坐在祷垫上虔诚祈祷。朱芝玲走过去对他说：“您挽救一个生命，就是对信仰最庄严的尊敬。”这句话打动了麻醉师，手术顺利完成。
那一刻，信仰与职业的光芒在此交汇。对医者而言，救人本身，就是最神圣的信仰。
仁心：以产科之手，守护生命与尊严
在摩洛哥的14个月里，朱芝玲的工作重心几乎全部在产科。她帮助一位位女性顺利分娩，看着生命在极简的条件中降临，也感受着身为医生的无声使命。
她发现，摩洛哥妇女的疾病谱与国内迥异——国内常见的子宫肌瘤、子宫内膜异位症几乎难觅踪迹。当地女性从初潮后便频繁生育，往往还未等到第二次月经就再次怀孕，持续的孕期状态使得部分妇科疾病的发生条件并不具备。
朱芝玲医生回忆，那里的妇女多数坚韧质朴。即便出现月经过多、严重贫血等症状，也常因贫困或缺乏医学知识而不求医，只能默默忍受。这让她深刻体会到，医学不仅是技术的实践，更关乎社会环境与健康教育。
在援摩期间，她也常常关注女性的心理状态。她谈到，许多产妇在生产前后会出现焦虑、紧张和不安情绪，而医生的安抚和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治疗。“对于这些女性，平和地倾听、真诚地交流，往往比药物更能缓解她们的不安。”朱芝玲说。她将这种体悟概括为医学的温度——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。
援摩经历，也让她在专业上得到磨炼。当地女性骨盆多为扁平形态，使她的产钳操作更加熟练精准。而与团队里针灸科医生的合作，则在她心中埋下了新的种子。
在援摩医疗队中，有一位来自针灸科的医生，会用传统针灸方法治疗偏头痛、糖尿病患者的下肢循环障碍等问题，在妇产科工作中，也能帮助产后尿潴留的女性恢复排尿功能。这些跨学科的经验让朱芝玲印象深刻。那时，她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中医技术在海外医疗救治中的独特作用，也体会到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互补关系。
回国后，朱芝玲进入中西医结合科工作。回望这段经历，她认为，援摩时的见闻让她更加思考中医与西医在诊疗理念上的平衡：前者注重整体、循序渐进，后者重在直接、精准处置。在临床实践中，两者并行往往能带来更完整的治疗效果。
在她看来，中西医结合的意义并非折中，而是互补。例如，在治疗宫颈癌患者时，手术切除属于西医的主导环节；而术后若出现排尿困难或机能障碍，则可通过针灸和康复训练进行辅助恢复。这种结合不仅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，也让医学回到“以人为本”的初衷。
这段经历成为她后来医学思考的重要起点——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，她学到的不仅是技术的熟练与跨文化协作，更是医学的包容与整体性。
朱芝玲回国后在中西医结合科工作
交融：异国岁月的温情与牵挂
生活之外，援摩医疗队的五位成员就像一个小家庭。因为没有厨师，他们轮流做饭。“我最小，没什么经验，其他人都会主动包揽。”朱芝玲笑着回忆，“大家都很宽容，大度，远离家乡的日子，因为这种互相照顾，反而变得有温度。”
祖国的支持更让他们倍感牵挂。中国寄来的大米、面粉、月饼，让他们在异国他乡也能闻到家的味道。那一年，正值中国申办世博会成功，朱芝玲对祖国的强大有了实体的认知：“那一刻真的觉得祖国很强大，和平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
工作间隙，摩洛哥当地医疗团会带他们参观自然与人文景观。每个月，他们会去医疗队总部借回几张电影光碟，大家在宿舍里看剧、聊天，消解思乡的情绪。
还有一段让朱芝玲印象深刻的经历，是与中国渔船的互动。每当渔船靠岸，若有船员出现身体不适，医疗队便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。而淳朴的船员们，总会用新鲜的鱼作为回馈。那一来一往的交流，让远在异国他乡的他们感受到了来自祖国同胞的温暖与牵挂。
那一刻的她，不仅是医生，更是一个迫不及待想回到祖国怀抱的普通人。
寄语：回望与启示
二十四个春秋流转，当年北非的阳光与海风，仍清晰烙印在朱芝玲的记忆里。她总记得临别那天，她对当地助产士说：“也许我60岁退休后，会再回来看看这里的变化。”如今，这句随口许下的约定，竟真的到了兑现的节点。
“这些年，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，”她恳切地说，“那时候没微信，也许我就用最原始的方法，回到那家医院找他们。”
那段跨越山海的岁月，让“援外医生”这四个字在她心中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于她而言，援外从来不只是专业上的挑战，更是离开祖国、暂别家庭的勇气与担当。她渐渐懂得，除了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博弈，如何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共处，如何在文化差异中坚守初心，同样是医者的必修课。
那段岁月，让她在异国的土地上，既见过生命在贫瘠中凋零的脆弱，也见证过新生在坚守中绽放的坚强；既读懂了医者使命的重量，也触摸到了人性深处最柔软的温度。
她从不用“奉献”“伟大”这类宏大的词去描述奉献，只是用平实的话语，把一位女性医生的坚韧、细腻与温情，悄悄融进了岁月的肌理，也写进了中非医疗援助的故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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